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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赵江：高考"奇葩"经历，两次高分都不被录取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赵江，北大附中66届高三学生，1967年11月赴内蒙古锡盟东乌旗胡热图诺尔公社阿日斯楞图大队插队。1974年初回到北京，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在母校北大附中任教直至退休。
原题
两次高考的"奇葩"经历
（外一篇）
作者：赵江
1973年夏天，我被派到公社放映组当放映员。当时，我们呼热图诺尔公社是划归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管理的，编号52团。为了丰富牧民的文化生活，兵团给我们公社配置了一台放映机。公社书记色勒加布让每队出一个知青担任放映员。我报了名，和二队的陈俊由、一队的郭沪琪一起到师部参加培训。师部的电影队长郭永昌担任培训班的主教练，学习的内容包括放映机原理、构造、发电机、汽油机、扩音机，还有挂片、放映技术、验片、剪接片技术。
那时的扩音机已经是晶体管机器了，按说比电子管机器更皮实。但是也经不起草原道路的颠簸，所以总是颠坏，常常出故障。以至于我们上岗几个月，也没能完整地放好一场电影。
比较得意的一场就是公社开那达慕的那天晚上，师部借给我们片子，片名是《泥石流》。因为是在公社放映，不需要搬运机器，所以，放映机没有出故障，放映比较顺利。只是天太冷了。7月底的草原，夜里还是很冷的。我和陈俊由披着从招待所借来的被子，才抵御住寒冷，坚守住了岗位。
那达慕大会之后，全国举行高考。那达慕大会的会场在公社，高考的考场也在公社。于是，第二天早晨，我就去参加高考了。
我能走进考场参加这次高考，还挺曲折的。
放映员赵江（右）
就在考试半个月前，牧民考生道布钦说他放弃高考，公社书记色勒加布紧急通知我补进去，并立即到师部医院进行体检。那达慕大会结束时，色勒加布让我通知18名考生第二天早上准时到达考场。当时我有些疑惑，也不清楚自己报名到底报上没有，就去问色勒加布。他是公社书记，同时也是高考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的回答让我很吃惊："当然不包括你。"
我说："你不是让我参加体检了吗？"
他说："但是考试没有你。"
"为什么？"
"你的手续不全。"
"怎么不全？"
"队里没有推荐。"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他不答。
我真的很气愤，要一争到底！
当晚，我就去找我们三队的党支部书记巴雅尔。他说："知识青年谁报名我都同意。可报给我的名单里就没有你。"原来，当时我在公社当放映员，没在大队，也没有回队部去仔细打听报名手续，只是和有的知青念叨了一句，没履行正式报名手续。只好自认倒霉吧。
第二天早上，9点开考。开考之前，我又去找公社书记色勒加布。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从呼和浩特市来的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两位招生老师。当着他们的面，色勒加布说："你的手续不全，按理说，不能参加考试。既然你特别想参加高考，就给你一次机会，准许你参加今天的考试。但我要事先说明，即使你考得很好，也不能录取你。"
我同意了，然后他们陪同我走进考场。考场就是旁边的公社会议室，那17位考生已经严肃地坐在椅子上准备应考了，他们每人身前放着一张办公桌，看来是把公社所有干部的办公桌都借来了。我坐在一张空着的座位上，色勒加布简要说明了考试要求、考试制度等，就宣布开始考试。这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了。我不知道其它考场怎么样，这是我所闻所见的，全国唯一一次因故拖延半小时的高考，而且竟然是因为我。好在我们呼热图诺尔公社地理位置偏僻，那时的通讯工具也非常落后，漏题的可能性根本没有。
考试题并不难，只是相关的知识已经7年没碰了，有些生疏。大家都安静、紧张、认真地答卷。监考员都是本公社的干部，一个是公社小学老师马占高，一个是公社团委书记尼玛。老实说，那时候，北京知识青年是没有人作弊的，他们两人就在考场的角落里坐着，间或在考桌间的空行里走来走去，看看考生写些什么。因为他们看不懂卷子上的题目是什么，所以也看不明白该怎样答，转悠一会儿歇一会儿，有些无所事事。
后来，尼玛索性掏出烟来点上一支。我一抬头，看到尼玛在抽烟，立刻勾起了烟瘾，摸摸兜，里面还有放映电影那天色勒加布给的那盒烟。抽出来一根，才发现没有火柴。于是我举起手来向监考员求助。尼玛走过来，和气地问我有什么事。"想抽烟，没带火。"善良的尼玛立即掏出火柴来，帮我点上。在高考考场上边答题边抽烟，还是监考员允许的。若是现在，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事。
中午休息，下午接着考试。两位监考员已经很疲倦了，他们干坐着没事可干。重任在肩又不能离开，就坐在毡子上打起盹来。安静的考场中，能听到轻轻的鼾声。那时的人皮实，不像现在的考生，考场必须绝对安静，一点儿响动都不能有。有人打鼾，大家觉得无所谓，仍然在专心致志地答题。
过了一会儿，监考员睡够了，都醒了。尼玛又开始"串胡同"、视察。走到我跟前，停下了脚步。我以为我什么地方不符合要求了，就抬起头，看着他问："有事吗？"
他说："你怎么不抽烟了？"
"不好意思，没了，中午抽完了。"
于是，尼玛掏出自己的烟，递给我，我无声地接过来，他又无声地给我点上，继续考试…..
高考结束，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周后，北邻的乌拉盖公社在白音高勒队举办那达慕大会，赶上那天我这个公社放映员没有任务，就去凑热闹。我们大队女知青孟培德和孟培明也都去了。孟培德上中学时是学校里的短跑高手，据说曾获得过北京市的女子百米冠军。这次来，必定是能夺冠的。孟培明擅长中长跑，400米、800米也曾经是学校里无人能敌的。她们必定会给呼热图诺尔公社争光，我要给她们加油！结果不出所料，孟培德取得了百米冠军。奖品呢？很微薄，只是一条手绢。我心里很替她不平。草原牧民重视那达慕传统项目赛马、摔跤和蒙古象棋，对于田径他们不感兴趣，所以奖品也轻。
在乌拉盖公社的那达慕会场，一些知青围着内蒙古来招生的老师询问高考的成绩。估计是高考阅卷结束了，老师们难得清闲，从建设兵团师部来乌拉盖公社看那达慕了。几位女知青在询问自己考了多少分。当时，我还不认识她们，只知道在乌拉盖公社插队的基本是北京101中学和钢院附中的学生。那时候，101中的教育水平在北京市是名列前茅的，高考应当有好成绩，这次高考的第一名出在他们当中，是很有可能的。问话的那几个人我后来认识了，一个叫徐溶，一个叫戴允玢。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她们恰巧都成了我在大学物理系的同学，这是后话。
那一年，整个建设兵团六师推荐600个兵团战士参加高考，取200名。老师回答她们说："考第一名的不是你们乌拉盖公社的，是红旗公社的（当时呼热图诺尔公社也叫红旗公社），叫赵江。"正说着话，一扭头看见我过来，"这不是他来了，祝贺你啊，你考了全师第一。"
我有些沮丧："我考得再好，你也不要我啊。""是，你手续不全。"一个"手续不全"，成了录取我的拦路虎。
想当年，1963年，我在北大附中上初三时，有一次全年级文化统测，考七门，满分700分，我考了697分。
对这次的高考，我是不抱任何希望了。最后的结果也很出人意料：这次全国高考，居然让张铁生这个白卷先生搅和了，全国的考试成绩都不作数，改为推荐了！我们公社推荐了三个知青去上大学。
过了半年，全国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抽调一些高中生回北京当中学老师，很幸运，这次我赶上了。回北京过了几年后，我又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这一次我又考了很好的成绩，比北京大学当年的录取分数线高出近50分，但也没被录取。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我居然还收到了不录取通知——"本次高考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你没被录取……为了加速北京的中学教师培训工作，市政府决定组建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如你愿意，可以报名"云云。
两次高考，成绩都很好，都没被录取，人生能够遇到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也算是奇遇了。这就是命运吧。
现在，青年学生参加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了那么多的阻碍因素。我的高考经历，也就成为了那个"史无前例"年代的"实例"之一。
外一篇
夜宿杭那格图
1967年冬，初到草原就赶上一场大风雪。白毛风连续刮了7天7夜，羊冷得怎么也撵不出去，都蹲在家门口。没草吃，饥饿的羊互相撕咬对方的羊毛充饥，加上1967年队里的羊群严重感染蚧虫，很多羊身上大面积掉毛，羊身上形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秃疮，直接裸露着皮肤，这可是禁不住草原上的风雪的。
大雪掩盖着牧草，牛更没草吃。牛和羊不一样，它不会用蹄子刨雪找草，只能伸着舌头卷高草。雪深了，把牧草埋没了，牛只能饿着。当时，全队有万头牲畜，那一冬，连冻带饿死了一万多。
这是我们初次体会到畜牧业经济靠天吃饭真的是太脆弱了。
雪大了，掩盖了牧草，牛羊没吃的，是白灾。虽说羊会用蹄子刨雪吃草，但羊腿总共也没有多长，一场雪有30厘米深是很平常的事，羊要整天在没过它大腿深的雪地里游弋吃草，体力消耗太大，很多羊都熬不过去。
如果一冬不下雪，那也要了命。草原上基本没有水井，牛马羊全靠喝泡子里的水。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河水、泡子里的水早就冻住了。牲畜没有水喝，就指着舔野地里的雪来解渴。不下雪，牲畜会渴死，所以，不下雪就是黑灾。
到了4月初，风雪过去，远搬（其实就是逃难）走场的牧民赶着劫后余生的畜群，陆续搬回本队的草场。这时，雪化了不少，但余雪还没有化干净。这一冬，女同学张之平和刘安琪她们随着老巴特尔和贺西格东日布走场，驻扎在一队阿拉坦额莫勒（地名，金鞍子的意思）附近，没有随大部队向东远搬。开春了，留下的知青同伴们的境况如何？就两个蒙古包，孤零零地远离大家，还是很令人惦记的。我和王燕兴琢磨着去看看她们。
老巴特尔家距队部有90多里地，在当时，骑马是一天的路程。正巧，有个新庙邮电所的邮递员迦木沙把北京给张之平和刘安琪寄来的包裹留在了队部，还有春天要穿的蒙古靴，也想一并给她们送去。
吃过早饭，我们从队部出发，一路上厚厚结冰的雪壳路不好走，行进速度很慢。走长途，不能快跑，那样马会累坏的。等到了草原服务站，已经下午两三点钟了。我们在田仓家喝了茶，暖暖身子，歇了歇脚，打听老巴特尔家扎包的具体位置，可没人知道，说好像在南边五六十里的山里。贺西格东日布前几天还来过，今天还有一队的人经此往南去，雪地上有马蹄印。于是，我们决定寻踪前进。出来时快4点钟了，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前进。不想，走着走着就落日西沉了。
天色暗了，脚印也看不清了。4月的草原比北京的三九天还要冷得多，白天融化了的雪又结成厚厚的冰壳。马踏在上面，走一步陷一步，冰壳把马的脚腕都割破了，行走十分吃力，马也累得要命。好不容易攀上杭那格图的山顶，这里地上露出石砾。踏雪的艰难没有了，新的困难又来了，布满碎石的山顶上，哪里还看得出脚印？我们两个寻踪而来的年轻的骑手，又将何去何从呢？
因为初到草原，这一带根本没有来过，连方向也辨别不出来。再南边就是连绵不断几十里的山了，我们可真是找不着北了。距离这里最近的人家就是刚刚休息过的草原服务站，已经过去20多里了。南边的山里是一队的草场，据说我们要找的两户牧民就住在这片山里。但是不知道具体在哪儿，甚至不知道在哪个方向。
天完全黑下来了。草原上当然没有路灯，蒙古包四周都用毡子围起来，没有窗户，所以，你也看不见老百姓家的灯光。我们出来也没有挑日子，倒不是吉利不吉利，而是今晚没有月亮，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向前走已经失去了方向，后退也回不去了，只能就地宿营了。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铺盖，怎么挨过这么寒冷的冬夜呢？
我们平日学习解放军，学习红军喊着"天当被、地当床"，说来容易，这可是零下二十多度啊，还刮着北风。穿着皮德勒（皮袍）也顶不住呀。要想不冻死，就得不停地活动，不停地走。我们已行军一天，实在是累了，再在山头走一宿，实在没有那个体力。好在那时年轻，有的是勇气，没想到害怕，只是想怎么把眼前的囧境度过去。沿着来路再走回去？到草原服务站骑马至少也得走半天。人困马乏，再走回去是不可能了。被逼无奈，想办法呗！我们卸下马鞍子，绊上马，让马休息。马走了一天也顶不住了，必须让它们吃草哇。我们也就地扎营吧。把鞍垫子铺在地上，当褥子，不然山头的石块硌得没法躺下。
地上还有残雪，直接躺在雪上也太凉了。鞍垫子还没有一张报纸大，只能是将就用。而且这个褥子贴在马背上走了一天，早就被马的汗水浸透了。铺在地上，一会儿，就冻硬了。马鞍子立起来支在头顶挡风。就在这儿睡吧。没吃中饭，也没吃晚饭，身上没有热量，实在是人困马乏，夜里怕要冻死的。怎么也得想办法补充点热量。摸摸张之平的包裹，好像有糖果。今天的任务就是到她们的蒙古包去送包裹。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保命要紧。人要是死在半路上，糖也肯定送不到了。所以我俩商量一下，就决定先掏出几块糖来补充热量，再抓把雪润润嗓子。
确信一时半会儿冻不死，准备睡觉。那两个马屉子接在一起，有一米多长，够一个褥子了。两人都躺在这个褥子上，一颠一倒地躺着。我的脚插在他怀里，他的脚插在我怀里，外边裹上蒙古袍。然后，用两个人的两条腰带在蒙古袍外面拴两道箍，防止蒙古袍被风吹开。当然也防止谁夜里不老实，一蹬腿，把蒙古袍踹开。又怕把脚冻伤了，把要送给张之平和刘安琪的蒙古靴里的毡袜子抽出来套在脚上。
山上的风刮得挺起劲。山头为什么没有雪，不就是北风吹的嘛。草原上冬天的风哪天也得六七级，在这荒山野岭里，风就更大了。山头没雪有风，山下没风有雪，就凭这个御寒装备雪窝是钻不起了，只能在山顶的北风里将就吧。这里风大，天很冷，我们也都没有在风里冻一宿的经验，不知有什么后果。克服点困难，忍受点痛苦倒没什么，真要冻死就麻烦了。在这种不舒服的条件下，也睡不着哇。过一会儿，我踹踹他，"没事儿吧？""没事。"等一会儿，我没动静了，他又踹踹我。"行吗？""还行。"
就这样一直捱到天亮，谁也没有睡意，赶紧起来，收拾行装。这时王燕兴才发现他的一个脚趾头冻伤了。原来，王燕兴身高1.85米，脚也大。今天要送去的蒙古靴是给女生的，靴子小，毡袜也小。王燕兴穿在脚上，把袜子的线撑开了一条缝，脚趾头就冻伤了。
穿好衣服，站在山顶眺望，西北方向有炊烟，有人家。这就好办了，得救了。找到马，备好鞍，朝人家走去。原来是巴盟远搬来逃难的人家。他们惊异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附近除了草原服务站，50里之内没有人家，而草原服务站的人是没有马的，这么早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喝过茶，身上暖和了，精神头也来了。还有一份庆幸，昨晚真是大难不死，别说冻死，万一有狼来了，我们两个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的人躺在那儿，岂不是束手就擒，成为狼的点心。既然没死，还喝上茶了，人家包裹里的糖也吃掉了不少，靴子还要继续送。我们两个的意见完全一致，继续前进。已经历尽艰辛，总不能半途而废。
这家是牧民，道路比较清楚，问明白了老巴特尔他们蒙古包的方位。我们两个充满信心，翻山越岭，又继续前进了。这段四五十里的山路，竟又走了一整天。黄昏前，登上了阿拉坦额莫勒山，一眼就看到，老巴特尔他们的蒙古包就在山脚下背风的地方。阿拉坦额莫勒是一座马鞍形的孤零零的山，一队就是以此命名。今年冬天雪大，一队的人也全都远搬，避难去了。好在这里夏秋季节是沼泽，草比较高，比较密。畜群都搬走了，就剩下我们三队来逃难的两户，草也够吃了。所以，这两位同学和他们的房东过得还可以，就像是世外桃源。我们送上蒙古靴，问了问寒暖，解释了糖果被吃掉的原因，当然也得到她们的谅解。
次日返程，地形熟悉了，道路也熟悉了。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的归途一路顺利。
（本文摘自《草原：我们永远的眷恋——东乌珠穆沁旗知青文集》，2023年自印本。）